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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恋荷塘的微风你们的到来,已经是我的荣幸 February 14 贾樟柯：大片弥漫细菌破坏社会价值(转帖)过去的一年里，36岁的导演贾樟柯起码有两次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去年9月，他凭借电影《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年末，《三峡好人》与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随即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爆发论战。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
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 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September 05 印象-桂林 9月,来到了还是很闷热的桂林,开始寻找心中那个从无数文章、图片和电影中拼凑出来的那个桂林，那个漓江，那个阳朔。记得从我刚刚会写字开始，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名号就开始进入我的印象，如今在盼了那么多年后总算来到了这里,三天的游览后发现,或许是我忘了童年时想象的桂林是怎样的情景,或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看过了她太多太美的图片,也或许是我来得太晚漓江也有老的时候,也或许是来过的人太多,经济改变了这里的风貌，总之她没有我想象中美丽，没有感受到期待中的纯粹，但是她还是有一个惊喜令我对桂林生出许多留恋，印象-刘三姐，这台演出简直太震撼人心了，是如此的美丽得无法形容，是如此的超出你的想象,文字，照片，摄像，录音.....所有的手段都只能记录到她有限的一部分,她璀灿的光芒只有现场才能感受. 感谢张艺谋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导演们为我们创作了一台无比美丽的神话，同时也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新时代找到了一条继续继承发展的光明大道。 March 29 张国荣2000”热.情”上海演唱会,现场照片绝版珍藏
在2000年的夏天 一个粉丝们等了十多年的盼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张国荣将第一次来上海开演唱会 当初看到消息时的那个兴奋啊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还真的很年轻
确实消息后就开始计划如何去看 八万人体育场简直大得离谱 记得曾经在那里看过个演出 坐看台上用望远镜看到的人也就一公分左右 哪里象是在看演唱会简直就是在搞侦察 于是忍痛咬牙托人提前一个半月从官方通道买好内场票(后区的,前区太贵了) 心情开始笃定起来 后来想想都进内场了,为啥不拍些照片呢? 问一个有点器材的朋友借来俄罗斯制造的望远镜头相机一套 跑遍上海买到仅剩的3卷高感光胶卷,还是过期的 不过总比没有强 一切整装待发
那天一进场就想找合适的拍摄位 不过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根本没个安静的地方 开场后发现了 安放正面主照明灯的脚手架下是个好地方 于是就窝在那里开拍
整个演唱会是站着贴在相机取景器里看完的 心思都用在了何时按快门上 音乐都没听见多少 过后都不记得整个过程
第二天路过体育场 最后一场已经开演 惊闻黄牛手里的票已经跌到超过想象的地步 于是花小钱又去看了半场 补回了昨天的缺憾
那天的演唱会上他就说以后不大有可能再来开演唱会了 心想有这可能,庆幸还好来看了 不过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他会去化蝶 总觉得他是和我们开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玩笑 毕竟他的粉丝都具备包容这个玩笑的胸怀 真希望他会象当年退出歌坛后又重新回来一样 在某个4月1日 他重新登台 ……
有时侯觉得偶像巨星就象是每个时代最华丽的时装 是那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不过也只能属于这一个时代 当那个时代的人们老去的时候 不会再有多少人记得 偶尔会有个顽皮的小孩 在爷爷奶奶的旧纸堆老硬盘里发现一些陌生的照片和歌曲 然后茫然的听着爷爷奶奶们讲他听不懂的往事,看着他们年老的面容上透露出活力的笑容
明星是每个人体验青春和留恋青春的一种方式 是我们的年华曾经盛放的证明 青春应该是红色的 因为张国荣这样的唱过: 红 像年华盛放的气焰 红 像斜阳渐远的纪念 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 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 也像 红尘泛过一样 明艳 February 16 怀念《青蛇》
很喜欢徐克的《青蛇》 这部片子简直是太浪漫了，所有的镜头,色彩,故事内容都象渗着水的嫩芽 很徐式的大写意般的浪漫…… 吸引我们抛弃现实，沉浸在这没有了时间的无边幻想里 他的电影至今仍然使我对现实世界的感觉有些迟钝 这部电影里还有一个精彩就是黄霑写的《流光飞舞》 太动听了，一派弥漫的春意，一种蚀骨的诱惑 黄式浪漫和徐式浪漫真是相得益彰 可惜黄大师走得早了，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真希望有一天王菲也能演绎一下《流光飞舞》 看看这首歌里的浪漫到底有没有边 February 15 后2006情人节时代记忆中的爱情电影
《走出非洲》理性的浪漫 《英国病人》执着的浪漫 《勇敢的心》英雄的伟业，原来是他爱情故事的铺垫 《廊桥遗梦》突如其来的浪漫，其实是心中一直的等待 《美国美人》如梦幻如想象，爱来自对浪漫的渴望 《洛丽塔》 畸形的爱具有超越常规的美 《情书》 纯洁的爱象春雪一样静静的融化，深深的浸入 《青蛇》 交错的世界因爱而相通，原来浪漫真的无边 《心火》 炽烈的浪漫 《情人》 忧伤的浪漫 《小倩》 奇幻的浪漫（动画片） 《红猪》 清纯的情感告诉我们，少年的浪漫最为动人（动画片）
February 14 合适与凑合每年的情人节都让大家的爱情经历一番成长 要么得到走向下一站的信号,要么找到新的开始 放在春意盎然的季节还真是时候 无法想象这节日如果放在寒冬的话 会让多少失意男女心火渐灭
mr/mrs right 多么恼人的题目 国内现在流行的恋爱标准叫作“合适”
合适 很迷惑人的字眼 看似平和而随意,没有那些十条八条的挑选标准来得苛刻 但实际上是一个滴水不漏的完美要求
象一把有几十个齿牙的密码箱钥匙在寻找自己要开的锁 只有全部齿牙都吻合的时候,才叫合适 多么难办的事啊 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寻找锁这件事上 在你不知道自己这把钥匙的齿牙是怎样一个形状 寻找自己的爱人无异于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 可是发现自我的过程有尽头吗?
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可能发现自己真实而完全的自我 能发现的都是凤毛麟角的世外高人
我们作为平凡人 需要的是另一种合适 当钥匙和锁发现各自有三五个大齿牙吻合的时候 钥匙要忍受住那些小齿牙被磨损, 锁则放弃所有齿位都吻合的要求 就用这三五个大齿牙向同一个方向转动 于是 一个共同的未来打开了 另一种“合适”的定义也诞生了 全称为“ 一定程度的忍让和放弃下达到的协调” 简称为“凑合” 所以去问大部分的人“日子过得咋样啊？”———“凑合着过呗”
在此希望那些在长久岁月里已经锈迹斑斑的老钥匙们不要再执着寻找那把严丝密缝的锁了 只要在不扭断钥匙柄的前提下打得开锁 就从了吧 哪种日子不是凑合着过的呢
对于年轻的钥匙们 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寻找那把严丝密缝的锁 理想总是要脱离实际一点的嘛
在这个春回大地的情人节里 让我们祝福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凑合着过的成熟的人们。 也祝福那些坚强的拒绝“凑合”的人们有幸找到“合适”。
大家情人节快乐哦！ February 13 看了<断臂山>刚刚看了断臂山这部热门影片 灵,真的很灵 整个电影拍得平铺直叙的,但是给我们的思考却那样悠长 Ennis是个很男性的男性, Jack是个很男性的女性 感觉友情是所有情感中最重要的情感 能到达每个人内心世界最深最广的地方,是那样牢固而富有生命 建立在友情上的爱情如春天的草原般让人的灵魂获得自由 友情的深厚决定了爱情的色彩 这样的爱情也是没有性别界限的 看来爱情只是友情原野上那棵郁郁葱葱的榕树 这是我看过的同性电影里唯一一部对那些同性接吻和其他镜头不感到恶心的电影 同性间的情爱是调和的美,异性间的情爱是对比的美,是否协调是评判情爱程度的标准. 也许同性间的爱情比异性间的爱情更为接近真正的爱情 违背了生物繁衍使命的爱情是更为精神化的 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是这样打动我们这些渴望真正爱情的异性恋者 又一年的青春 春天快要到了,隐约中感觉到一股无比巨大的活力正在来临,她给所有的生命带来光彩,给所有的心灵带来希望,年龄在她面前好象只是一个记号,每个人都能在春天里得到青春. August 30 某某到此一游留言板(大家这里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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